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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高院家事与股权交叉纠纷审判要点概览

    点击数:5812022-05-16 10:11:46 来源: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

    转载自:衷震律师团队 家族律评 

     

    连带债务问题


     

    一、配偶承担连带债务

     

    (一)本案判决于2018年1月8日之前,当时审理夫妻是否承担连带债务的依据,主要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夫妻连带承担”为主要原则。

     

     

    再审申请人刘某丽因与被申请人江西某实业公司、徐某中、江西某机械制造公司、兰芝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刘某丽申请再审称:...(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另一方能够证明贷款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由借款人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已查明徐某中(刘某丽之夫)帮朋友兰某萍借款350万用于地铁工程的招标,没有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消费或者生产经营,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要求刘某丽作为妻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刘某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某实业公司提交意见称:...刘某丽与徐某中离婚是为了规避债务转移财产,二人还对江西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

    多次变更,有该公司的企业变更信息为证。刘某丽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2.江西高院裁定[1]


    本院认为:...(三)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夫妻离婚时,由作为配偶一方的债务人举证证明其所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举证不能,配偶另一方不承担债务偿还份额;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一般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债权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除外。


    刘某丽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另一方能够证明贷款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由借款人本人承担民事责任,但该规定并无相关条款如此表述。本案系债权人某实业公司向借款时系夫妻关系的徐某中、刘某丽主张债权,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属于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在刘某丽未提供证据证明大发实业公司与徐某中明确约定为徐某中个人债务或者某实业公司知道徐某中与刘某丽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刘某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至于刘某丽认为该笔债务系徐某中个人债务的问题,其可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后另行向徐某中主张。遂裁定驳回刘某丽的再审申请。


    江西高院处理此类案件的判决还有:谭某德与邓某林、蔡某、王某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上诉人王某民、王某丽与被上诉人某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3]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申97号[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民一终字第125号[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161号

     

     

    (二)《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实施后,再审实施之前案件中的夫妻债务连带是否构成,要本着“甄别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从严掌握。

     

    申诉人王某芳因与被申诉人徐某光、原审被告虞某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虞某龙、王某芳原系夫妻关系。虞某龙系金汇典当公司股东,徐某光的儿子系该公司员工。因虞某龙投资房地产缺乏资金,由合伙人担保共同向第三方借款,后因该借款未及时归还,虞某龙通过徐某光儿子向徐某光借款,用于偿还向第三方的借款。2013年8月30日,徐某光通过其儿子徐建汇款52万元给虞某龙。此后,徐某光分几次借给虞某龙部分现金。2014年中秋节后,虞某龙将夫妻共同持有的上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房产证》一本交给徐某光用于借款的抵押,2014年10月10日,徐某光、虞某龙经过结算,虞某龙欠徐某光借款100万元,虞某龙便向徐某光出具借款100万元的借条一份。口头答应该借款在一个月内归还,双方对借款利息未进行约定。另查明,虞某龙、王某芳于1997年2月13日登记结婚,2014年10月31日登记离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借款是否属虞某龙、王某芳的夫妻共同债务。


    2.江西高院再审判决[1]


    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王某芳虽提供了其持有的登记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的离婚证一份,但仅凭该离婚证无法否认案涉借款系虞某龙与王某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徐某光还提供了2014年10月31日王某芳与虞某龙签订的离婚协议,内容为“(一)房产:...部分房产女方王某芳及双方生育儿子所有...”。离婚协议显示,除两处房产归双方所生儿子以及一辆轿车归虞某龙,剩余房产、店面、轿车均归王某芳所有。根据虞某龙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其于2013年开始投资房产,当时虞某龙、王某芳名下房产仅为4至5处,但王某芳与虞某龙2014年离婚时,名下存在10处左右的房产及4部轿车进行分割。结合王某芳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共同贷款证明等证据可以认定虞某龙、王某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购置房屋、店面等大宗财产的事实,且无法排除王某芳可能知晓虞某龙对外投资事项并就此共享收益的事实。王某芳虽主张其名下的房产仍处于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但其并未对购买房产的全部资金来源予以证明,无法证明购置房产仅是虞某龙个人行为还是产生共同收益的夫妻共同经营行为


    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的问题。案涉借条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徐某光于2016年3月29日向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赣1103民初1491号民事判决,就徐某光诉虞某龙、王某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完成普通程序的审理并生效。彼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尚未出台。原一审法院判令虞某龙、王某芳承担还款义务,适用的是当时司法解释的规定。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再审裁定,就徐某光与王某芳、虞某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已颁布施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二条“已经终审的案件,甄别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比如,对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案件等,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再审案件改判引用法律条文时,尽可能引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等法律”的规定,就本案的审理来看,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存在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端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形。在本案诉讼中,徐某光也已经就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举证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且原审法院并非直接采纳徐某光的证据,而是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各方的举证以及当庭陈述等因素,认定案涉债务系王某芳、虞某龙的共同债务。因此,一、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并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明显不当,王某芳的申诉理由难以成立,对王某芳的申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再2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决(2020)赣民再49号

     

     

    (三)即使在2018年1月《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后审理的案件中,如果妻子也为公司股东,能证明丈夫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仍应认定为夫妻连带债务。

     

     

    上诉人张某荣、李某文、薛某英、江西某公司、及原审被告江西某源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薛某英与李某文于2001年6月21日登记结婚,2015年8月17日,两人经广昌县民政局核准协议离婚。


    2010年8月23日,薛某英转账150万元至江西某公司。2010年9月14日,薛某英转账150万元至江西某公司。夫妻两人均为江西某公司股东薛某英出资300万元,占15%股权,李某文出资1600万元,占80%股权。本案借款发生期间,李某文个人账户与江西某公司账户资金往来频繁。


    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1]


    关于江西某公司、薛某英应否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1)江西某公司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李某文将所借款项用于江西某公司生产经营的事实。其次,江西某公司主动向张某荣归还案涉借款,属于债的加入。再次,案涉借款发生期间,李某文与江西某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金额巨大,二者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情形。故一审法院判令江西某公司与李某文共同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具有事实依据。(2)薛某英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借款发生在李某文、薛某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案涉债务主要用于江西某公司的生产经营。薛某英作为江西某公司的股东,对案涉借款之事应当知情。其次,江西某公司系李某文、薛某英以其家庭财产共同经营,案涉借款是其夫妻共同经营江西某公司所负债务,故薛某英是案涉借款的受益人。再次,基于李某文与江西某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情形,而李某文、薛某英的资产属夫妻共同财产,故李某文、薛某英夫妻财产与江西某公司财产混同。因此,案涉债务应认定为李某文、薛某英夫妻共同债务,薛某英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张某荣、李某文、薛某英、江西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赣民终494号

     

     

    (四)《保证合同》中的妻子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法院认为妻子应当知道丈夫为公司融资借款的事实、保证合同非本人签字为“瑕疵”,不影响已办理抵押保证登记的对外公示效力,担保物权保证有效。

     

     

    上诉人敖某平因与被上诉人新余市某中心、原审被告新余市某光公司、邹某强、邹某江、李某丽、邹某、文某乐追偿权、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上诉人敖某平与邹某强于2012年8月17日登记离婚。李某丽与邹某江于2012年1月10日登记离婚。


    2011年1月7日,新余市某光公司与新余市某中心签订《委托担保协议》,约定:新余市某光公司拟向农商银行借款2000万元,委托新余市某中心为该借款向银行提供担保,并约定了反担保和违约金,并由三方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相关方签订了《保证合同》。


    2011年1月12日,新余市某中心向农商银行发出放款通知,同意农商银行向新余市某光公司放贷2000万元。农商银行遂发放了该笔贷款。2011年3月20日,新余市某光公司与农商银行签订《中长期借款分期还款协议书》,就2000万元借款承诺如何还款进行了约定,新余市某光公司与新余市某中心还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邹某强作为抵押人、新余市某中心作为抵押权人,也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抵押登记。


    2011年1月12日,以邹某强、敖某平、邹某江、李某丽、邹某、文某乐为保证人(甲方),新余市某中心为担保权人(乙方),新余市某光公司为被保证人(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约定因乙方为丙方在农商银行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甲方自愿为丙方向乙方提供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第六条6.1约定:丙方与贷款银行协议变更主合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甲方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六条6.4.4约定:甲方自愿放弃要求乙方首先向借款人、其他保证人或抵押人追索或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之权利。第十一条11.1约定: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被担保的主合同,主合同无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在合同落款处,有邹某强、敖某平、邹某江、李某丽、邹某、文某乐的签名和捺印。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敖某平、李某丽申请对该合同落款处“敖某平”、“李某丽”的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该合同落款处“敖某平”、“李某丽”的签名和捺印敖某平、李某丽本人所为


    新余市某光公司收到2000万元贷款后,没有按合同约定还款付息,后权利人诉至法院形成本讼。


    2.江西高院二审判决[1]


    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邹某强用敖某平与邹某强共有的房产抵押是否合法有效,即新余市某中心对抵押房产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本院认为,关于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行为的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作出如下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本案系争房产登记在邹某强一人名下,但当时敖某平与邹某强系夫妻关系,故系争房产属双方共有财产,敖某平基于夫妻关系属系争房产的共有权人。与一般共有关系主体不同,夫妻是具有密切联系的身份主体,其对财产的共有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邹某强用系争房产抵押给新余市某中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重要处理决定,当时新余市某光公司为其二期3万吨纱锭项目建设申请贷款,已确定邹某强夫妻个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邹某强与敖某平的夫妻关系并无异常,新余市某中心有理由相信作为妻子的敖某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重要决定,并确信邹某强对系争房产的处分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本案证据表明,邹某强与新余市某中心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该份合同形式内容上存在瑕疵,但不能否认邹某强为了取得新余市某中心对新余市某光公司2000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自愿以系争房产向新余市某中心设定抵押反担保的事实,抵押担保合同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物权法“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之规定,系争房产的担保物权经依法登记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本案抵押担保合同有效,并判决新余市某中心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二审应予维持。敖某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赣民二终字第25号
     

     

    (五)部分股东在某一股东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已知晓”,不代表认可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离婚协议不能对抗股东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上诉人杨某兵因与被上诉人吕某华、杨某京、陈某、刘某强、王某欣(下称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阳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原审法院查明:杨某兵与周某芳为夫妻。本案涉及新余某金公司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争议。


    截止2013年元月,新余某金公司投资人变更为王某欣(出资357000元,占7.14%)、吕某华(出资1277000元,占25.54%)、刘某强(出资357000元,占7.14%)、陈某(出资531500元,占10.63%)、杨某兵(出资1414500元,占28.29%)、杨某京(出资1063000元,占21.26%)。2014年3月11日,吕某华、杨某京、陈某、刘某强、王某欣与杨某兵、欧阳峰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某华(占股25.54%)、杨某京(占股21.26%)、陈某(占股10.63%)、刘某强(占股7.14%)、王某欣(占股7.14%)将其在万金公司的77.21%的股权以610万元净价转让给杨某兵和欧阳峰。付款方式为:杨某兵、欧阳峰在协议各方签字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转让股东支付首付款250万元,支付至各转让方自行协商好的款项额度明细清单及指定账号,剩余价款360万元自5月起每月按120万元的额度支付给各转让方,并进一步约定了付款的进度和违约责任,以上付款及违约责任均由受让方欧阳峰担保并偿还。《股权转让返款协议》上签字确认后,合同各方于2014年3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欧阳峰持股49%,杨某兵持股51%。现因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形成本讼。


    2.江西高院二审判[1]


    本院认为:……关于杨某兵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从本案万金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返款协议》来看,杨某兵均是作为万金公司的股东和受让方参与并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某兵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杨某兵与周某芳在离婚协议中虽约定将杨某兵在万金公司股权全部归周某芳所有,但该约定未经万金公司股东会通过或者其他股东同意,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约定不能对抗本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吕某华、王某欣、杨某京在该协议上签名或签“已知晓”字样,也不能证明五被上诉人同意了杨某兵关于将在万金公司全部股权归周某芳所有的约定,杨某兵上诉称其是代周某芳行使股东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从五被上诉人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来看,受让人欧阳峰称其已将股权转让款付至万金公司账上,而转让人(即五被上诉人)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均出自万金公司,上述付款和转款行为是股权转让双方履行协议的行为,转让人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实际是受让人支付的。杨某兵作为股权受让人理应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原审判决杨某兵承担本案还款责任正确。杨某兵上诉称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以及本案应由万金公司还款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应予驳回。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江西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民二终字第96号


     

    二、配偶不承担连带债务

     

    (一)虽然债权人系离婚之前向女方借款,但最终确认借条签署的时间却在男、女双方离婚之后,且再审参照了2018年1月生效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再审裁决男方不承担连带债务。

     

     

    再审申请人税某芳、陈某晶与被申请人姚某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税某芳(女)与陈某晶(女)、姚某江(男)系多年朋友关系,因陈某晶、姚某江经商多年生意红火,税某芳便从1998年开始陆续将家庭闲置资金以现金方式出借给陈某晶、姚某江生意周转赚取借款利息。


    2014年底因税某芳银行贷款到期,多次向被告陈某晶催讨欠款,被告陈某晶仅还款23.6万元后一直拖延拒付。2016年5月3日税某芳要求被告陈某晶重新出具一份借款时间不变的总借条,被告陈某晶便按税某芳要求出具借条“今借到税某芳人民币肆佰肆拾万元整,按月息2分计付,每年结息一次此据借款人:陈某晶2014年10月25日”。另查,被告陈某晶与姚某江于2014年9月12日在九江市庐山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


    后税某芳以陈某晶、姚某江欠款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其上述诉请。


    2.江西高院再审判决[1]


    关于本案债务是陈某晶个人债务还是陈某晶、姚某江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1998年至2013年期间,陈某晶与姚某江于2014年9月12日登记离婚。税某芳提交的借条的出具时间分别是2014年10月25日和2016年5月3日,在陈某晶与姚某江离婚之后,且均为陈某晶个人所写。双方最终确认借贷数额的440万元借条经税某芳、陈某晶共同确认,真实出具日期为2016年5月3日,距陈某晶与姚某江离婚已经一年多时间。税某芳称对陈某晶与姚某江离婚并不知情,但其在起诉状中称与陈某晶系“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在2016年4月曾向姚某江催要过借款,姚某江告知已经与陈某晶离婚。税某芳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对陈某晶的婚姻状况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据此可以认定440万元借条出具之时,税某芳知道陈某晶与姚某江已经离婚的事实,税某芳与陈某晶重新出具440万元借条的行为可视为双方对借贷关系的重新约定。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税某芳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晶将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本案债务应认定为陈某晶个人债务。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民再2号

     

     

    (二)妻子以“担保人”身份只在《授信协议》中签字,而没有在《三方协议》中签字,表明担保人在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借款后,便不具有向债务人还款的义务,结合法释[2018]2号的夫妻债务司法解释,裁定妻子不连带承担丈夫的债务。

     

    江西某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方某伟、彭某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江西某天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江西某天公司与方某伟互为代偿关系,该债务形成于2015年7月15日《三方协议》签署之日,此时方某伟与彭某梅尚未离婚,二审认定方某伟承担的还款义务时间跨越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和离婚后,存在错误。2.《三方协议》明确约定方某伟夫妻同时为江西某天公司名下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彭某梅也为此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与江西某天公司的《授信协议》中作为担保人签了字,故本案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江西高院再审裁定[1]

    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本案争议焦点为彭某梅对于案涉款项是否要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彭某梅虽然在《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签了名,表明自愿为江西某天公司《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行南昌分行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但其身份为担保人,且担保对象为江西某天公司向招行南昌分行的贷款。在江西某天公司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招行南昌分行清偿了所借款项后,担保人不具有向债务人还款的义务。《三方协议》中写明“方某伟应将足额资金及时转入江西某天公司账户以备偿还贷款,如合同约定还款日期前方某伟未及时将足额资金转让,致使江西某天公司以自有资金代为偿还贷款,方某伟除应偿付江西某天公司代为偿还贷款金额外,并应依2%月利率向江西某天公司支付自偿付贷款之日起的资金利息”,故江西某天公司在向招行南昌分行偿还了贷款后,有权依据上述约定向方某伟主张权利,但由于彭某梅未在《三方协议》上签字,故江西某天公司要求彭某梅共同偿还800余万元欠款及利息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

    其次,案涉的800万元款项实际是江西某天公司为替方某伟向银行偿还之前的800万元而向银行重新借贷的款项,江西某天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收到了招行南昌分行发放的800万元贷款,随后陆续支付了利息,并于2016年7月26日归还了该笔贷款本金,而彭某梅、方某伟于2016年1月25日办理了离婚,故二审认定方某伟承担的还款义务时间跨越了其与彭某梅婚姻存续期间和离婚后,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方某伟所负的800万元债务已超过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江西某天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用于了方某伟和彭某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故二审未支持江西某天公司要求彭某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2018)赣民申1102号
     

     

     

    执行异议部分
     

    一、申请追加配偶作为被执行人不成立

     

    (一)胜诉债权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债务人配偶、直系亲属为被执行人,但法院认为,生效判决书中没有认定为连带债务,债权人需另行提起代为析产诉讼等行使权利,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复议申请人甘某秀因不服南昌中院(2017)赣01执异35号执行裁定复议纠纷

     

    1.基本案情

    南昌中院查明,该院在审理原告甘某秀与被告范某仁、范某成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4)洪民二初字第793号民事裁定,查封范某仁、蒋某华、范某成、九江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银行存款共计230万元人民币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2015年5月8日,该院作出(2014)洪民二初字第793号民事判决,判令范某仁、蒋某华偿还甘某秀本金2054525元及利息;范某仁、蒋某华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甘某秀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甘某秀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该院追加张某姑、何某、万某英为被执行人

    2.江西高院裁定[1]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追加张某姑、何某、万某英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离婚析产、不依法清算、改制重组、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但是,由于该司法文件并未增设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追加、变更被执行人仍然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程序和法定事由。本案中,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属于实体问题,在本案生效判决并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应通过执行程序直接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复议申请人以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及恶意无偿转移财产为由,申请直接追加被执行人范某仁的配偶张某姑范某成的配偶何某及其配偶的母亲万某英为本案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代位析产诉讼主张权利。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属于共同债务的事实比较清楚,配偶另一方争议不大的,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包括已离婚配偶)个人财产,配偶不服该执行裁定的,可以依照案外人异议程序予以救济。至于复议申请人甘某秀认为被执行人恶意转移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股权、车辆为虚假登记或转让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除登记名义人或实际占有人书面认可该财产为被执行人的财产外,须经当事人另行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或者通过其他程序,撤销该登记并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或者确认为被执行人所有之后,才可以采取查封措施。综上,复议申请人甘某秀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南昌中院原审异议裁定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甘某秀的复议申请,维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执异35号执行裁定。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执复14号
     

     

    (二)生效判决败诉方是公司,而非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不能直接认定股东滥用法人地位、规避执行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追加股东的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申请复议人廖某成、左某香因不服江西宜春中院(2015)宜中执异字第42号执行裁定申请复议

     

    1.基本案情


    原告某意公司与被告某高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宜春中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宜中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某高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某意公司货款315.28828万元及债务利息。本案所涉债权债务关系因某高峰公司拖欠申请执行人货款所产生的,某高峰公司在此期间系股东廖某成一人出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判决生效后,经某意公司申请宜春中院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5)宜中执字第114号。2015年4月9日,廖某成与陈某辉签订《转让协议》,廖某成作为某高峰公司唯一股东将该公司的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陈某辉,转让价格为42000万元。2015年4月11日,廖某成与陈某辉、陈春某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廖某成将其所持某高峰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陈某辉(80%)、陈春某(20%),转让价格分别为2400万元和600万元。同年4月13日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同年7月28日,廖某成与陈某辉又就双方2015年4月9日达成的《转让协议》签订《补充协议书》,就转让款的支付、某高峰公司以及廖某成个人债务达成一致协议。2015年4月24日,陈某辉、陈春某又将某高峰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张某军、郑某,并于当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江西高院的裁定[1]


    本院认为,本案中,廖某成与陈某辉、陈春某分别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无证据证明廖某成将该公司财产进行处置、交付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是股权转让已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实质上系双方当事人就某高峰公司股权转让达成的一致协议,且该股权转让行为在宜春中院受理本案之前即已完成,宜春中院(2015)宜中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中某高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郑某,不是廖某成。因此,宜春中院(2015)宜中执字第114-2号及(2015)宜中执异字第42号执行裁定认为廖某成作为某高峰公司唯一股东在本案诉讼期间恶意转让和处置被执行人某高峰公司财产,从执行程序形式审查来看,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主体,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二条至四百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至82条规定的情形。执行程序中发现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离婚析产、不依法清算、改制重组、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及上述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才能直接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本案中,被执行人某高峰公司系依法设立,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人系被执行人某高峰公司,宜春中院在未经审理和判决的情形下,直接引用该院(2015)宜中民二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理由,以股东廖某成恶意转移公司财产规避执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为由直接追加申请复议人廖某成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基于此,宜春中院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追加申请复议人左小青为本案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申请复议人廖某成、左小青申请复议的主张成立,宜春中院的本案异议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执异字第42号执行裁定;二、撤销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执字第114-2号执行裁定。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赣执复4号

     

    二、申请追加配偶作为被执行人成立

     

    前夫为执行程序中的妻子所欠债务进行担保的承诺,视为“执行担保”,不能直接列前妻为被执行人,但可以直接在担保的范围内,执行前妻的财产。

     

     

    复议申请人熊某贵因不服南昌中院(2020)赣01执异194号执行裁定复议申请纠纷

     

    1.基本案情

    涂某菲与熊某贵原系夫妻关系,后离婚。申请人杨某志与被申请人涂某菲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南昌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9)洪仲裁字第0026号裁决,确定:1.被申请人涂某菲应向申请人杨某志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753.547万元及利息;2.申请人预交的案件仲裁费49915元由被申请人涂某菲承担并径付申请人杨某志.....。该裁决生效后,由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杨某志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20)赣01执70号。另查明,2020年5月12日,申请执行人杨某志与被执行人涂某菲、第三人熊某贵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同日,担保人熊某贵向该院提交了《执行担保保证书》。被执行人涂某菲、第三人熊某贵在上述《执行和解协议》第3条、第4条及《执行担保保证书》中承诺,被执行人涂某菲应分两次支付总金额人民币760万元整给申请执行人杨某志,第一次付款时间及金额为自协议签订后至2020年8月8日前(涂某菲)向杨某志支付人民币380万元整,第二次付款时间及金额为自2020年8月9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前(涂某菲)向杨某志支付人民币380万元整。涂某菲应严格按照上述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杨某志按时足额支付,如涂某菲未能或未完全按时足额履行上述向杨某志承诺的付款约定,杨某志有权随时申请恢复对(2019)洪仲裁字第0026号裁决的执行。另,第三人熊某贵自愿为涂某菲进行担保,同意为涂某菲履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向该院出具书面《执行担保保证书》,如被执行人涂某菲仍未能或未完全按时足额履行义务,该院可以直接执行熊某贵本人的财产。再查明,2020年5月12日,申请执行人杨某志以与被执行人涂某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为由,向该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撤回(2020)赣01执70号案件的执行,该院认为杨某志的撤回强制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5月15日裁定终结(2020)赣01执70号案件的执行。后因被执行人涂某菲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相关债务,杨某志于2020年9月21日向该院书面申请追加第三人熊某贵为(2020)赣01执70号案件被执行人,以确保案件恢复执行后债权能够执行到位。

    2.江西高院裁定[1]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是否需要追加熊某贵为本案被执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本案中,作为担保人的熊某贵与本案申请执行人杨某志、被执行人涂某菲共同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并向执行法院出具《执行担保保证书》,熊某贵在该保证书中自愿承诺“如被执行人涂某菲在你院决定暂缓或中止执行后,仍未如期履行义务或未完全如期履行义务,你院可以直接执行本人的财产”的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被执行人于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时担保人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承诺”的法律特征。结合本案《执行和解协议》第3条约定的支付具体时间和金额、以及执行法院根据该和解协议和杨某志的申请解除了对被执行人涂某菲名下的赣A×英菲尼迪轿车的扣押予以发还,实质上已暂缓执行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故熊某贵提供的保证担保不仅取得申请执行人杨某志的同意,也已经得到执行法院的批准。综上,本案原审异议裁定认定熊某贵提供担保属于执行担保于法有据,该执行担保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规定的意思表示法律特征不符,本案原审异议裁定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追加熊某贵为本案被执行人,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执行担保人熊某贵的财产,但执行该担保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综上,熊某贵的复议申请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审异议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当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1执异194号执行裁定;二、直接执行担保人熊某贵的财产,以本案执行依据(2019)洪仲裁字第0026号裁决确定的义务为限。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1]江西高院执行裁定书(2020)赣执复123号
     

    三、生效判决之间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纠纷

     

    各生效判决执行中发生分歧,债权人另行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基于配偶一方的债务,可以查封双方共有的房产,配偶另一方的权益在查封房产价值的一半范围内保留,但不影响查封措施。
     

     

     

    原告宁波某公司与被告某电子公司、南昌某电公司、金某、刘某、罗某平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纠纷一案

     

    1.江西省高院一审判决

    案涉房产属于刘某、罗某平夫妻共同财产,民科公司享有参与执行分配的权利,本院应重新作出分配方案。理由如下:第一、现已查明,罗某平与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2年6月14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至今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的两套房产: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分别于2015年9月7日和2013年8月8日购买。民科公司主张,案涉两套房产均是在两被执行人刘某、罗某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民科公司与东莞市某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东莞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刘某等买卖合同纠纷二案执行程序中,刘某作为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刘某与其配偶罗某平共同共有的案涉房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并无不当。也就是说,罗某平虽然对案涉房产享有一定的实体权益,但该权益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该条第二款规定,共有人可以和债权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但刘某、罗某平并没有和民科公司协商一致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故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刘某与其配偶罗某平共同共有的案涉房产继续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亦无不当。该条第三款赋予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权利,而非提起析产诉讼的法定义务,金某、某电子公司、南昌某电公司认为民科公司应该积极提起析产诉讼并以析产诉讼确定的共有比例作为参与执行分配之前提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本案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例外情形,即不存在以下两种例外情况: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故本院对金某、某电子公司、南昌某电公司提出关于“先析产再执行”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第二款和第三款分别规定了在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分割共有财产以及提起析产诉讼情况下的执行方式,在不存在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时,应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对罗某平、刘某夫妻共有财产进行拍卖时,应在夫妻共有财产范围内对刘某所享有财产份额进行处分,应对罗某平的财产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不得损害罗某平的财产份额。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生效法律文书仅载明被执行人个人为债务人,对于被执行人配偶名下的存款、股权(股份)、金融理财产品等,婚后登记在被执行人配偶单方名下的房产、车辆以及婚后登记在被执行人和其配偶双方名下的房产、车辆等财产,执行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对于共有财产,应当先行实物分割后执行,但不能实物分割或分割会导致财产价值明显减损的,执行法院可以整体处置。对于处置后变价款的执行,以被执行人在共有财产中所占份额为限。被执行人在共有财产中所占份额,以登记公示为准;没有登记公示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但对于被执行人配偶单方名下以及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双方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以1/2份额为限执行。故本案中民科公司享有参与执行分配的权利,但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中刘某所占有的财产份额为限。且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和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初88号、(2019)粤19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债权人某电子公司、南昌某电公司、民科公司享有的债权均为普通债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之规定,金某享有的优先受偿的债权清偿后,对于某电子公司、南昌某电公司、民科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综上,民科公司申请参与分配并未超过法定期限,且符合参与执行分配的法定条件,案涉房产属于刘某、罗某平夫妻共同财产,民科公司享有参与执行分配的权利,本院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重新作出分配方案。

     

     

    男女同居关系部分

     

    (一)公安机关不是婚姻关系的证明单位,证明婚姻关系存在的只能是民政部门。

     

     

    再审申请人周某对被再审申请人刘某杰及抚州某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纳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强制执行提出执行异议案

     

    1.基本案情

    刘某杰与抚州某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在法院达成调解,法院于2010年12月31日作出了(2010)赣立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了强制执行阶段。周某认为刘某杰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登记在抚州某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纳公司”)名下的瑞纳豪园项目实际为其“老公”吴建平挂靠在某纳公司的,开发人及项目获益人是吴建平。周某作为吴建平“妻子”提出执行异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该异议申请。现周某认为原调解书存在错误,遂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赣立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

    2.江西高院再审裁定[1]

    高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刘某杰在再审时提供的关于周某与吴建平之间的法律关系证据显示:周某与吴建平于1980年10月1日结婚,未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1992年5月12日,周某与吴建平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民政所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周某于2015年9月14日补办了其与吴建平的《结婚证》。由于吴建平在2010年2月1日已失踪,周某不能提供其与吴建平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的相关记录,根据《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生效)第四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第八条规定: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补办《结婚证》时吴建平没有在场,周某补办《结婚证》时,明显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对周某与吴建平的《结婚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周某提供的登记日期为2014年7月24日的户口簿上虽登记周某与吴建平之间为夫妻关系,但此时吴建平已被宣告为失踪人公安机关不是婚姻关系的证明单位,证明婚姻关系存在的只能是民政部门,周某没有提供其与吴建平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周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吴建平之间在1992年5月之后仍然存在夫妻法律关系。由于周某申请再审时不能证明其与吴建平之间存在法律关系,故没有证据证明本院(2010)赣立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损害了周某的民事权益。高院裁定驳回周某的再审申请。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申2号

     

     

    (二)双方同居关系解除后,同居期间设立的公司股权纠纷有别于普通股东之间的股权分配纠纷。

     

    解除同居关系后,一方有权向法院主张对同居期间用共同财产投入成立的公司股份进行重新分割,法院并不是仅仅按照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为准来进行分割,而是会应综合双方对于公司的出资来源、经营管理、贡献大小等实际情况,按一般共有财产来进行妥善分割。
     

     

    再审申请人涂某花因与被申请人徐某生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涂某花与徐某生系同居关系,关于开始同居的时间,涂某花自述为1993年9月左右,徐某生自述为1997年9月左右,双方均认可于2015年6月解除同居生活关系。2012年4月19日,双方出资共同设立了某科公司。某科公司设立时的工商档案资料中虽显示徐某生出资160万元,享有公司80%股权,涂某花出资40万元,享有20%股权。公司设立后徐某生为某科公司法定代表人,涂某花为公司监事,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徐某生是经涂某花介绍认识了案外人涂某,后徐某生与涂某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南昌经开区佳宝汇商业街项目,而某科公司的唯一收入来源即为收取该项目商铺的租金。涂某花起诉要求分割其与徐某生同居期间购买的汽车、房屋和某科公司股权,80%的股权其自己,20%归徐某生。一审判决:一、徐某生享有某科公司50%股权,涂某花享有某科公司50%股权;二、赣M×××××号车归徐某生所有;三、徐某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涂某花赣M×××××号车折价补偿款30000元;二审判决:一、维持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洪经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变更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洪经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徐某生享有某科公司80%股权,涂某花享有某科公司20%股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涂某花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重新分割某科公司股份,若有权提起,涂某花和徐某生对于某科公司股份应如何分割。
     

    2.江西高院再审判决[1]

    关于涂某花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再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第10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系同居关系,双方在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设立了某科公司。涂某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分割其与徐某生同居期间购买的汽车、房屋和某科公司股权,因某科公司设立于涂某花与徐某生同居生活期间,股东仅为涂某花和徐某生两人,在同居关系解除后,涂某花请求对同居期间用共同财产投入成立的公司股份进行重新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审理。关于股权如何分割问题。应否直接根据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割?一审法院认为,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中共有财产关系是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同居关系中双方不具有配偶身份关系,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并不当然共同所有,双方共同劳动、经营或管理是产生共有关系的前提。关于某科公司的股份重新进行分割问题,徐某生提供某科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中公司股东出资信息、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证明其出资160万元,享有公司80%的股权,涂某花出资40万元,享有公司2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工商部门对出资方式的认定并不是进行实质审核,故不能仅凭上述证据即认定双方在某科公司持有的股权。首先,从某科公司的设立来看,徐某生与部队洽谈商务宾馆合作开发项目,但部队不与个人签订《商务宾馆合作开发协议》,故徐某生先是通过涂某借用高安市赣味人家大酒店的名义与部队签订上述协议,然后成立某科公司,与部队重新签订上述协议。涂某花主张系其联系投资方,促成徐某生与涂某的合伙开发,该公司的收益来源于徐某生与涂某的合伙开发项目南昌经开区佳宝汇商业街商铺出租租金,且证人涂某的证言亦印证了涂某花的主张,一审对此予以支持。其次,从出资情况来看,双方设立某科公司时已同居生活十余年,双方同居期间的收入用于共同的生活消费,徐某生亦向一审陈述某科公司的收入多为涂某花使用,用于涂某花儿子结婚及开设公司,可见,双方财产已混同,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设立公司的投资款系个人收入,应认定为共同出资。最后,从参与经营管理情况来看,徐某生认可涂某花担任某科公司监事一职,协助管理公司,双方对某科公司的设立管理均有贡献。另,徐某生打伤涂某花造成其伤情构成轻伤一级,明显具有过错。考虑到照顾妇女利益、双方对涉案财产贡献大小、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认为,双方应平分某科公司股权为宜。再审法院认为,虽然某科公司设立时的工商档案资料中显示徐某生出资160万元,享有公司80%股权,涂某花出资40万元,享有20%股权,但公司设立时徐某生与涂某花已同居生活十余年,双方同居期间的收入用于共同的生活消费,双方财产已混同,故本案有别于普通股东之间的股权分配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应综合双方对于某科公司的出资来源、经营管理、贡献大小等实际情况,按一般共有财产来进行妥善分割。首先,对于200万元注册资金的来源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涂某花称全部都是通过第三方过桥而来,徐某生称其出资的160万元系个人在外筹措来的,但双方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出资款项系个人所有,考虑到双方的同居时间和财产混同情况,应认定某科公司设立时注册的资金为双方同居期间共同财产投入其次,徐某生是经涂某花介绍认识了案外人涂某,后徐某生与涂某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南昌经开区佳宝汇商业街项目,而某科公司的唯一收入来源即为收取该项目商铺的租金,公司设立后徐某生为某科公司法定代表人,涂某花为公司监事,双方均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双方对于公司的设立和经营均有贡献第三,公司章程虽约定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但再审庭审中涂某花称公司从未分过红,徐某生称在2015年6月以前即双方同居共同生活期间,公司的收入放在家中共用,此后一直未分红,故可以认定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双方并未按照工商登记的股份份额进行利润分配,即便如徐某生所述,公司的收益在同居期间也是作为共同收入使用,更进一步佐证了双方在同居期间财产混同的事实。因此,涂某花要求在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基础上多分某科公司股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涂某花的部分再审请求可以成立,一审处理结果,应予维持,二审改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终18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洪经民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5号

     

     

    离婚财产纠纷部分

     

    (一)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受让)的股权不能当然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协议离婚两个月前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有限公司股权是否系夫妻共同财产,取决于一方取得股权所支付的钱款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无证据证明夫妻一方取得股权所出资的款项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也无证据证明该股权系案外人(一般是夫妻一方的亲属,如父母等)赠与夫妻双方,股权仅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则该股权该股份应视为对夫妻一方的个人赠与,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因此,该股份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取得股东身份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益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再审申请人余某与被申请人汪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原告余某与被告汪某1于2013年8月12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2015年,原告发现被告隐瞒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其个人名义对玉丰公司投资的事实,故离婚时,双方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即玉丰公司15%的股权及其收益尚未分割。因此原告诉讼至法院,请求分割登记在被告名下玉丰公司15%的股权及该股权所得收益786293元。被告答辩并反诉称,原、被告在离婚时已经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对被告借款450万元入股玉丰公司一事由被告自负盈亏,故登记在被告名下玉丰公司15%的股权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而是被告的个人财产,原告无权要求分割。被告入股玉丰公司的450万元资金是向其母胡某所借,如果原告要求分割玉丰公司15%的股权,也应该承担45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承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450万元的一半即225万元。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于2013年8月12日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时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了双方婚姻期间共同财产处理,第四条约定了:“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债务纠纷。”。双方离婚时未对登记在被告名下玉丰公司15%的股权作出约定。玉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6月20日,该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由原来的注册资本750万元(股东分别为:汪某2出资2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8%;胡某出资3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2%;汪某3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变更为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分别为:股东汪某2出资8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7%;股东汪某3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股东胡某出资8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8%;股东汪某1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股东汪某4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调取胡某、汪某4、被告、玉丰公司自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某银行的存款明细,胡某在该银行账户发生过多笔转出、转入业务,总金额为2250万元;其中2013年6月21日,胡某转账450万到被告在成功村镇银行的账户上,同日被告转账450万到玉丰公司在成功村镇银行的账户上。2016年4月12日,玉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提交股东会决议,股东汪某2、胡某、汪某3、汪某4不同意原告余某成为玉丰公司股东,汪某2、汪某3、汪某4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胡某表示愿意在同等条件下购买该股份。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真实有效。夫妻共同财产以夫妻一方或双方名义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所取得的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登记为玉丰公司的股东并持有15%的股权,但这只是判断名义股东的主要依据,确认股东属于实际股东还是名义股东系公司内部关系,应当从股东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角度进行判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实际出资450万元用于增资扩股,持有玉丰公司15%的股权,并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事实,故本案中的被告持有玉丰公司的股份更符合挂名股东,不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特点。因此法院认为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玉丰公司15%的股权并非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驳回原告要求依法分割被告名下玉丰公司15%的股权及该股权所得收益786293元的诉讼请求。关于被告主张入股玉丰公司的450万元款项系被告向胡某的借款,属于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应由原告承担225万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仅提交2013年6月21日的转款凭证和胡某的陈述证明被告向胡某借款450万元的事实;但被告与胡某系母女关系,胡某述称其没有参与过玉丰公司的增资行为,而从上述胡某的账户来看,2250万元的增资款系通过胡某的账户转入、转出,故胡某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向胡某借款450万元的事实,法院驳回被告反诉请求原告承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450万元的一半即225万元。(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6)赣0502民初4479号民事判决书)余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离婚后财产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汪某1持有的玉丰公司15%的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股权及股权收益应否予以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一方在离婚时隐瞒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或其他收益,可以请求分割。汪某1在与余某协议离婚前2个月筹资450万元取得玉丰公司15%的股权,余某请求对汪某1持有的该股权进行分割的主张能否成立,取决于该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无证据证明15%股权所出资的450万元来源于汪某1与余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也无证据证明该股权系汪某2、胡某赠与夫妻双方。玉丰公司是家族企业,原股东为汪某1的父母汪某2、胡某及兄长汪某3,增资扩股后汪某2、胡某将自己的部分股份登记在汪某1、汪某4个人名下,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力、公信力,依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的规定,该股份应视为对汪某1个人的赠与,为汪某1的个人财产,因此,该股份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汪某1取得股东身份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益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收益情况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尽管余某提供了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但该证据系汪某1在与余某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中提交,余某发表质证意见时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提出了异议,认为公司是否收益应当经过审计部门来确定,不能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少盈利收益。现余某在本案中以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来支持其主张明显不妥,余某认为汪某1持有的玉丰公司15%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股权及股权收益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余某的上诉请求(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5民终44号民事判决书)。余某不服二审,申请再审。2.江西高院再审裁定[1]省高院经审查认为:余某、汪某1于2013年8月12日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时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离婚时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了双方婚姻期间共同财产处理,第四条约定了:“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债务纠纷。”汪某1系在与余某协议离婚前2个月取得了玉丰公司15%的股权,余某主张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本院认为,余某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该15%的股权所出资的450万元来源于汪某1与余某夫妻关系存在期间的共同财产。玉丰公司是家族企业,原股东为汪某1的父母汪某2、胡某及兄长汪某3,增资扩股后汪某2、胡某将自己的部分股份登记在汪某1、汪某4个人名下,该15%股份应认定为汪某1的个人财产。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江西高院裁定驳回余某的再审申请。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申1182号
     

    (二)夫妻一方因另一方擅自处分共有股权而主张优先购买权的纠纷,应按侵权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权,在离婚时夫妻一方对其持有股权作出分割时,另一方享有优先购买权,如另一方认为侵犯了其优先购买权而提起诉讼的,则该纠纷实际是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受侵害之诉,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侵权地域管辖的规定,即以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而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公司诉讼特殊地域管辖。

     

     

    上智公司与李某、惠某斌、被告西铁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管辖异议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一审法院审理原告上智公司诉被告李某、被告惠某斌、被告西铁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赣07民初167号。被告李某在答辩期间向本院递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认为本案应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为因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的原告、被告应当为股东,公司不应当作为被告,而应当列为本案的第三人。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对李某与惠某斌之间因离婚而分割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事实上是对李某与惠某斌之间视同股权转让的行为主张权利,所以该案的性质为因主张优先购买权而导致的股权转让纠纷,所以纠纷的双方应当是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及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公司只应当作为第三人。二、股权转让纠纷的管辖,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的原则,确定地域管辖法院。本案因系股权转让纠纷,所以被告应当是股东,原股东惠某斌以及新股东李某的住所地均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且惠某斌、李某之间离婚中股权分割、李某提起诉讼确认其对涉案股权享有所有权等都是在陕西省西安市进行的,也就是说股权分割的履行地也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故依据《民事诉讼法》中对管辖的规定,本案管辖法院应当为陕西省西安市内有管辖权的法院,而江西省赣州市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因原告在诉状中称涉案股权的价值暂计6000万元,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对于法院级别管辖的规定,该案应当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因被告均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且股权转让的履行地也是为陕西省西安市,又因原告起诉时将本案的标的暂定为6000万元,超出了基层法院的管辖范围,所以应当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认为惠某斌、李某离婚协议中分配案涉股东侵犯其原告的优先购买权,并对惠某斌、李某离婚协议中分配的案涉股权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该诉讼实际上是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受侵害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对一些公司诉讼的管辖做了特别规定。这些公司诉讼主要是关涉公司的组织法性质的诉讼,存在与公司组织相关的多数利害关系人,涉及多数利害关系人的多项法律关系的变动,且胜诉判决往往产生对世效力。本案纠纷系因惠某斌、李某离婚协议中分配目标公司西铁公司股权,惠某斌将该股权过户到李某的过程,视为一种股权转让,该过程同样应当尊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诉讼虽与西铁公司有关,但不具有公司组织法上纠纷的性质,也不涉及多项法律关系,判决仅对股权转让方惠某斌、受让方李某及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应适用一般地域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目标公司西铁公司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能据其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实际上,西铁公司的公司住所地与原告上智公司的公司住所地是在一起的。即使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协助过户义务是惠某斌,过户登记义务是股权登记机构,西铁公司对于过户不具有直接的义务。西铁公司成为被告,更多是规避管辖的考虑。因此,本案应适用《民事诉讼法》一般地域管辖,而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公司诉讼特殊地域管辖。原告系西铁公司股东,其系主张其优先购买权(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侵权地域管辖的规定,即以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原告既然认为两被告离婚协议中对案涉股权的分配行为侵害其优先购买权,该离婚协议的签订地即为侵权行为地。本案中,两被告的住所地均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离婚协议的签订以及离婚登记地均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且考虑原告的诉讼标的额为6000万元,故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智公司与李某、惠某斌一审民事裁定书。上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2.江西高院裁定[1]

    省高院审查认为,上诉人系西铁公司股东,因股东惠某斌与李某离婚时对惠某斌持有的西铁公司股权做出分割,认为侵犯了其优先购买权而提起诉讼,故该纠纷实际是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受侵害之诉;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侵权地域管辖的规定,即以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上诉人的诉请,本案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在赣州市,且被告之一的西铁公司也在赣州市,故赣州市辖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上诉人诉讼标的额为6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2015)》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吉林、黑龙江、江西、云南、陕西、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故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此江西高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辖终133号

     

    指控虚假诉讼部分

     

    常见家事案件中“虚假诉讼”在高院实务中的认定与处理非常谨慎严苛。
     

    法院在认定虚假诉讼时,主要表现为夫妻一方虚构债务。法院往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8】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外,还要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当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


    如夫妻双方在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债务虚构又拒绝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则对其主张的借款系虚构债务的主张不应予以认定。

     

    上诉人罗某、余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9日,罗某出具借条两张,分别载明借到李某利300万元、2500万元,月息分别为2分、2分半。2017年2月28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李某利100万元,未约定利率。李某利分别于2017年1月19日、2017年2月28日通过招商银行向罗某转账2800万元、100万元。另查,罗某与余某于2008年3月13日登记结婚。后李某利以罗某、余某欠款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罗某、余某共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900万元及利息。
     

    2.江西高院再审判决[1]

    本院认为,关于李某利于2017年1月19日出借给罗某的2800万元是否真实发生以及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该问题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本案难以认定存在虚构债务之情形,理由如下:第一、罗某、余某提出,为了虚构罗某、余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以达到在罗某、余某的离婚过程中使得余某承担虚构债务从而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法目的,罗某与其表兄李某利、李某明协商达成一致,通过循环转账,虚构债务2800万元,本案涉及虚假诉讼。但是罗某、余某的该主张仅是其单方陈述,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罗某、余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8〕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要求人民法院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当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因余某、罗某一、二审均坚称本案所涉2800万元借款系虚构债务,本案亦属虚假诉讼。这不仅涉及借贷双方的重大民事权益还可能因涉嫌违法犯罪导致刑事责任的承担。为了全面查清本案事实,切实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两次向余某、罗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作询问笔录,明确要求其通知余某、罗某两位当事人到庭参加二审庭审,陈述本案事实,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但是罗某、余某均未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之规定,罗某、余某在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债务虚构又拒绝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的2800万元借款系虚构债务的主张不应予以认定。退一步说,假设如罗某、余某所言,二人曾存在婚姻危机,为了达到在罗某、余某的离婚过程中使得余某承担虚构债务从而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法目的,罗某与其表兄李某利、李某明联合炮制了虚假债务2800万元。那么,在罗某、余某婚姻危机解除,两人感情重归于好的情况下,罗某就应积极作为,向李某利讨回所谓“借条”原件抑或是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借条无效或可撤销。作为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罗某相对于一般民事主体而言应更具有风险管控意识,但其与妻子余某在借款后长期移居海外,对所谓“不真实”的借据采取放任不管、置之不理的态度,直至李某利诉至人民法院,主张债权,在一、二审法院均要求其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仍不到庭,罗某的系列行为与常理相悖,故对其主张难以予以认定。第二、反观李某利的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一、二审提供的证据形成一定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形成优势证据。综上,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案涉2800万元借贷系虚构债务,罗某、余某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终397号

     

     

    夫妻公司解散部分

     

    夫妻两人持有某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当两人之间因家庭矛盾尖锐,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不能就公司经营管理事项达成一致时,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实际处于停产状态。如某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则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

     

     

    上诉人孙某燕因与被上诉人孙某律、被上诉人科龙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2007年8月9日,上诉人孙某律与案外人庞某梅(孙某律母亲)、第三人孙某燕(孙某律父亲)共同发起设立了科龙公司。其中,庞某梅出资30万元,持有科龙公司30%股权;孙某律出资30万元,持有科龙公司30%股权;孙某燕出资40万元,持有科龙公司40%股权。孙某律任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孙某燕任公司监事。2009年8月2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案外人庞某梅将名下30%股权全部转让给孙某律,孙某律持有科龙公司60%股权。科龙公司仅有孙某律及孙某燕两名股东,第三人孙某燕与孙某律系父子关系,因家庭成员关系发生变故的原因,孙某律与孙某燕矛盾突出,双方不能就公司经营管理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公司现已多年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公章由第三人孙某燕持有,孙某律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法履行职权,公司经营管理处于混乱状态,被告处于半停业状态,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孙某律是否可代表科龙公司参加诉讼;2.科龙公司是否达到公司解散的条件。


    2.江西高院终审判决[1]

    关于孙某律是否可代表科龙公司参加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孙某律作为科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有权代表科龙公司参加诉讼。虽然孙某律本人又以股东身份参与了诉讼,但科龙公司只有两名股东,分别是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孙某律和孙某燕,无论何人参加诉讼均会发生诉讼身份的重叠孙某律作为法定代表人参与诉讼更为妥当,法律也并未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本案解散公司的诉讼实质上是公司两名股东之间的冲突,孙某律和孙某燕都参与了诉讼,行使了诉讼权利,不会造成案件审理的不公。上诉人认为孙某律不能代表科龙公司参加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科龙公司是否达到公司解散条件的问题本院认为,在经营管理方面,科龙公司股东在家庭关系良好的情况下,一直以“内部对话、内部交流”的方式处理公司事务,这可以认为是占公司股份达60%的孙某律基于家庭信任而授权孙某燕管理。但在家庭关系恶化后,孙某律失去了对孙某燕的信任,家庭式管理方式已经失效。2014年7月31日,孙某律作为法人代表,曾在报刊上刊登科龙公司证照、印章作废的公告,而孙某燕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当时印章实际上在其手中,反映出孙某律与孙某燕两名股东已无法有效沟通。孙某律还曾于2016年4月提议召开股东会,但未能成功,此后孙某律和孙某燕两名股东也未通过任何形式就公司的任何事项形成过一致,股东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导致公司管理机制的失灵。就实际生产经营状况而言,虽然二审询问时上诉人称孙某律仍在用科龙公司场地和名义进行生产,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第11号公告使科龙公司继续生产在法律上变为不可能。综上,可以认定科龙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在股东利益方面,因股东之间的矛盾,公司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势必影响股东收益。孙某燕未提供股东获取收益的证据,而由于两名股东发生矛盾前主要由孙某燕负责科龙公司的实际经营,其不配合公司清算,孙某律难以掌握科龙公司的债权债务和经营收益情况,也无法行使从公司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孙某律和孙某燕也未能就纠纷达成和解。可以认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综上,本院认为,科龙公司两名股东孙某律和孙某燕之间因家庭矛盾尖锐,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不能就公司经营管理事项达成一致,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实际处于停产状态,科龙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孙某燕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字283号
     

     

    公司股权转让部分

     

    显名股东转让公司股权时未经隐名股东(合伙人同意),事后未得到追认,亦未有证据证明隐名股东(合伙人)已经退出合伙时,转让行为无效。股权受让人未按协议约定支付价款,履行协议,且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时(如夫妻、前夫妻关系等),受让人不宜认定为善意第三人。

     

    黄某与被上诉人阮某海、李某荣、曹某华、某县兴鑫萤石矿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1.基本案情

    上诉人黄某与被上诉人阮某海、李某荣三人合伙投资了某县兴鑫萤石矿。2012年8月26日,李某荣以受让人名义(乙方)与案外人林某安以转让人名义(甲方)签订一份《某县兴鑫萤石矿转让协议书》。支付了相应款项后,2012年8月29日,兴鑫萤石矿企业出资人由案外人林某安变更为李某荣。2012年10月16日,李某荣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2年8月李某荣、阮某海、黄某三人以李某荣的名义合伙投资1000万元收购了某县兴鑫萤石矿,该某县兴鑫萤石矿属黄某、阮某海、李某荣三个人共同所有”。2013年1月5日,阮某海(甲方)、李某荣(乙方)及黄某(丙方)共同签订一份《经营合伙协议》。同日,三方共同签署了《经营合伙债务清单》,李某荣、黄某、阮某海作为全体经营合伙人签名。2013年6月19日,李某荣(甲方)与阮某海(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2013年6月20日,兴鑫萤石矿企业出资人由李某荣变更为阮某海。2013年9月28日,阮某海以转让人名义(甲方)、曹某华以受让人名义(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2013年10月4日阮某海(甲方)与李某荣(乙方)共同签订《企业股权、债权、债务权益转让、互换协议书》2013年10月8日,兴鑫萤石矿企业出资人由阮某海变更为曹某华。2013年10月10日,阮某海(甲方)与李某荣(乙方)签订《股权置换转让协议书》,约定“原以李某荣名义投资1000万收购了某县兴鑫萤石矿和所有外债(已办理好过户),所有外债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另外,曹某华与阮某海原系夫妻,2010年7月16日离婚。2014年2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青云谱分局经侦大队对阮某海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兴鑫萤石矿名义上转给阮某海前妻曹某华,该矿实际仍由阮某海所有和控制,曹某华未支付分文黄某诉讼请求为:1、确认兴鑫萤石矿及所属权益由黄某、阮某海、李某荣所有;2、确认李某荣与阮某海签订的《企业股份、债权权益转让、互换协议书》和《股权置换转让协议书》无效,确认李某荣将兴鑫萤石矿转让给阮某海的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3、确认阮某海与曹某华签订的《某县兴鑫萤石矿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确认阮某海将兴鑫萤石矿转让给曹某华的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并依法判决曹某华将该矿企业及所属权益归还并变更登记至黄某名下,由黄某代为持有。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关系中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报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则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本案中,2013年1月5日阮某海、李某荣及黄某共同签订的《经营合伙协议》,名称中虽有“合伙协议”的字样,但该协议的内容并未对各方当事人在兴鑫萤石矿经营中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主要内容进行明确约定。该协议虽载明“三方参与投资了某县兴鑫萤石矿和弋阳县漆工镇王家坞萤石矿”,但对阮某海、李某荣及黄某在兴鑫萤石矿中的投资形式并未作出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李某荣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充分证据证明黄某对兴鑫萤石矿进行过出资,参与了盈余分配或何时以何种方式入伙等事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省高院归纳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兴鑫萤石矿是否系黄某、李某荣、阮某海共同投资,共同合伙经营;2、李某荣与阮某海之间,阮某海与曹某华之间的转让行为是否有效;3、该矿资产和所属权益是否应予归还并变更登记至黄某名下,由黄某代为持有。 

    2.江西高院再审判决[1]

    关于萤石矿是否系黄某、李某荣、阮某海共同投资,共同合伙经营问题。省高院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李某荣作为受让人和林某安作为出让人签订的《某县兴鑫萤石矿转让协议书》虽证明兴鑫萤石矿100%的股权和资产系李某荣以2900万元的价格受让所得,在李某荣向林某安转入1000万元后,该矿出资人由林某安变更为李某荣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从2012年10月16日李某荣出具的《情况说明》,2013年1月1日阮某海、李某荣、黄某三方共同出具的《借条》及原审法院对胡云所作的询问笔录,2013年1月5日李某荣、阮某海、黄某三方签订的《经营合伙协议》和共同确认的《经营合伙债务清单》来看,上述证据可形成证据链证明兴鑫萤石矿系三人合伙购买和经营。《借条》证明购买兴鑫萤石矿的首付款系李某荣、黄某、阮某海三方共同向胡云筹措,《经营合伙协议》证明三方共同参与和投资了兴鑫萤石矿。李某荣出具的《情况说明》与证人陈某、李某和的证言,也能够相互印证兴鑫萤石矿虽登记在李某荣个人名下及三方虽未约定各自的出资份额、盈余分配比例等事项,但三人系合伙关系。此外,阮某海在2015年5月25日原审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当时口头上说是合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本院依法确认三方合伙投资经营兴鑫萤石矿。因本案中三方对该矿并未约定份额,三方对兴鑫萤石矿为共同共有。黄某关于三方合伙投资和共同经营兴鑫萤石矿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信。关于李某荣与阮某海之间,阮某海与曹某华之间转让协议和转让行为是否有效问题。省高院认为:如上所述,李某荣、阮某海、黄某系合伙关系,共同参与投资和经营了兴鑫萤石矿。2013年6月19日、10月4日、10月10日李某荣与阮某海先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企业股权、债权、债务权益转让、互换协议书》,《股权置换转让协议书》,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已经取得黄某同意,也没有证据证明黄某对转让兴鑫萤石矿事宜进行了追认,更没有证据证明黄某已经退出合伙。李某荣与阮某海作为兴鑫萤石矿的合伙人,在黄某未同意的情况下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擅自相互转让兴鑫萤石矿资产和权益,严重损害了黄某的合法权益,上述转让协议及转让行为无效。既然已经确认李某荣与阮某海之间转让兴鑫萤石矿资产和权益的行为无效,那么阮某海据此取得该矿的资产和权益应予返还。兴鑫萤石矿虽登记在阮某海个人名下,但实质上仍为黄某、李某荣、阮某海共同共有。2013年9月28日、9月30日阮某海与曹某华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某县兴鑫萤石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将三人共同共有的兴鑫萤石矿资产和权益转让给曹某华,未征得李某荣和黄某同意,也未取得李某荣、黄某的事后追认,该转让行为因严重损害了合伙人李某荣、黄某的合法权益而无效。曹某华为阮某海的前妻,受让后未付分文转让款,也未按照2013年9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承担该矿3800万元的债务,曹某华不宜认定为善意第三人。阮某海在南昌市公安局青云谱分局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其与曹某华之间是名义上的转让,该矿实际仍由阮某海所有和控制。阮某海与曹某华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某县兴鑫萤石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形式上虽符合法律规定,但内容上却是虚假的,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故阮某海与曹某华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转让行为应认定无效。黄某该上诉理由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兴鑫萤石矿资产及所属权益是否应归还并变更登记至黄某名下,由黄某代为持有问题。省高院认为:本案李某荣与阮某海之间,阮某海与曹某华之间签订的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均无效,曹某华据此取得的兴鑫萤石矿资产和所有权益应予返还给原合伙人李某荣、黄某和阮某海。至于黄某诉请的将兴鑫萤石矿变更至黄某名下并由其代为持有,因该矿实为三人共同共有,且变更至黄某名下及由黄某持有并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黄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部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洪民二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二、李某荣与阮某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企业股份、债权权益转让、互换协议书》和《股权置换转让协议书》无效;三、阮某海与曹某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某县兴鑫萤石矿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四、某县兴鑫萤石矿及所属权益由黄某、阮某海、李某荣共同共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曹某华将已经取得的某县兴鑫萤石矿和所有权益返还至共同共有人李某荣、黄某、阮某海;五、驳回黄某其他诉讼请求。

     


    [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5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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