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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艺术品传承的六个“家事法”建议

    点击数:232020-11-20 11:21:41 来源: 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

     我是明月 婚姻家庭与资本市场


    随着中国民间财富的增长,国人资产配置形态日趋多元化,艺术品得到更多高净值人士的青睐。根据2019年TEFAF《中国艺术市场》报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市场,所谓:乱世黄金,盛世艺术品,莫过于此。


    常见的艺术品包括美术作品(含古代书画)以及文物古董(器物)两大类。喜爱艺术品的人有很多,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是收藏家,有些人是投资者,不论是哪一种人,收藏了多少艺术品,最终都是艺术品的“暂时保管者”,最终都会面临传承问题。

    和一般类型的财产传承不同,艺术品因自身独特的非标、稀缺和文化属性,使得传承艺术品的操作路径及法律架构难度更大。作为一直关注于中国艺术品法律传承实践与发展的团队,明月律师团队在研究若干公开案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对艺术品传承法律实务的认知和理解,从艺术品传承角度,提出六大家事法方面的建议,供诸位参考:

    遗产继承的基本规则是:如果有遗嘱,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适用法定继承。艺术品价值高,分割比例差之毫厘,结果可能谬以千里,巨大利益驱动面前,争产纠纷是很难避免的。如果传承者生前立有遗嘱,继承人要想争夺遗产,就必须先推翻遗嘱,难度很大。道德法律压力之下,争产念头就此遏制。从传承角度考虑,遗嘱提供的是一种可预期的确定性。


    虽然《民法典》时代,公证遗嘱“效力优先”地位不再,但相比其他类型的遗嘱,公证遗嘱在真实性(假冒自书遗嘱案件频发,假冒公证遗嘱几无可能)、证据效力(公证具有天然证明力)、性价比、配套性(如捐赠、监护、信托的有机组合)都要更强,选择公证遗嘱,百利无一害,何乐而不为?


    在许麟庐大师遗产继承案中,许大师“自书遗嘱”遭遇子女挑战(自书遗嘱如何鉴定真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诉讼历时数年,家庭分崩离析。虽然遗嘱最终被法院认定有效,但一个大家庭从此分道扬镳,令人唏嘘。若许大师生前采用公证遗嘱,子女们再对遗嘱内容有想法,在看到公证书后,恐怕也不会诉诸法庭。

    艺术品一般都是动产,譬如书画、陶瓷、翡翠、珐琅器、紫砂壶等,转移是很容易的。当传承者身故时,常有珍贵艺术品“不翼而飞”,等案件到了法院,遗产有多少?在何处?都会存在争议。而对于那些“找不到”的遗产(特别是艺术品),法院一般不会凭空(依靠推理)来处理。在相声大师侯耀文遗产案件纠纷中,郭德纲(侯耀文徒弟)就曾在博客中表示:侯耀文生前拥有“数量价值均不菲的羊脂玉、翡翠、名表等”,但在喧嚣的遗产继承诉讼中,谁都不知道这些遗产去哪儿了。由此可见,艺术品的生前保管是很重要的,存放在家里,还是第三方保险柜,抑或委托他人保管,都需要留有相关凭证。


    在继承开始时,有些家人会“先下手为强”,并以“实际占有”艺术品为由主张所有权。但法院一般不会简单地以“占有”为原则来确定遗产权属。在刘海粟大师遗产案件中,法院就认为“处理家庭遗产纠纷,不能以占有为原则,因为部分亲属家人由于共同生活、居住等便利,可能会暂时占有保管尚未分割的遗产”。最终,法院仍然按照遗产来处理这些“被保管”的艺术品。因此,如果传承者确实想在生前把部分艺术品赠与给子女,除了直接交付艺术品以外,还应该留有相关证据,譬如书面的赠与协议、家庭内部协议等,或者在艺术品上直接题字。生前考虑缜密充分,安排合法得当,遗产范围和权属争议就会大大减少。


    在涉及婚姻纠纷案件中,婚前艺术品婚后增值是算自然增值(仍属一方婚前财产),还是投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很多感情时丰富的艺术家、收藏家而言,婚姻析产的风险也是不可忽略的。此时,一份公平合理的婚前协议,就能起到婚前财产(尤其是艺术品)隔离的效果。

    生前保管很重要,身后继承时的遗产管理同样重要。南怀瑾大师身故后,遗产管理人的缺位,导致其留下的数百箱遗物突然“不见了”,引发全社会哗然,此时至今悬而未决。在许麟庐大师遗产案件中,虽然各方曾对遗产进行清点,但因实际控制这些遗产的人(许大师的夫人王女士)并不配合法庭提出的“对争议财产现状进行审核”的要求,导致法庭作出“无法核实艺术品现状和真实性”的保留性判决。


    《民法典》推出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传承者可以在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在遗产继承时,由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应当对全体继承人负责,依法有权清理遗产、防止遗产毁损、灭失,按照遗嘱内容分割遗产。实务中,一般建议寻找“有公信力、能让继承人信服、又懂艺术品的人”担任遗嘱执行人。在争议类遗产案件中,如果有人藏匿、抢夺遗产的,遗产管理人还有权提起维权诉讼。在刘海粟大师遗产继承案件中,继承人在提起诉讼时及时申请财产保全,把已经递交拍卖行(有些已经拍卖完毕)的画作以及拍卖款项予以保全,就是实施遗产管理的必要行为。


    在艺术品传承实务中,艺术品本身的收藏、存放、保管及运输过程中,需要始终确保安全性以及环境适宜性,并通过艺术品保险等方式转移部分风险。与此同时,需要妥善保管好艺术品相关档案,包括但不限于所有买卖记录、进出库记录、评估记录、艺术品档案及相片等。这些操作细节很重要,也对遗产管理人的专业提出了较高要求。

    艺术品的价值如何确定?前一手的拍卖价格或许可供参考,但因艺术品本身流动性就很低,若拍卖相隔很久或尚未进入拍卖行,价格就难以估量了。在法定继承案件中,如继承人无法就艺术品分配协商一致,法院也很难直接折价处理,有时只能退而求次地采用“份额继承”的办法。在徐邦达大师的遗产继承案件中,法院将徐大师的三幅画作以及大师收藏的王己千、启功、应野平、徐子鹤、张大千、慈禧款等画作直接由法定继承人以“按份共有”的方式继承,实属无奈之举。


    鉴于艺术品无法像蛋糕一样来简单切分,“按份继承”之后,究竟谁来保管?谁来监督?是否可以出售?如何出售?谁来决策?这些都是继承案件的未了事宜。如继承人之间再生罅隙,极有可能再次对簿公堂,要求彻底分割共有物。显然,“按份继承”,案结事未了,如此权宜之计,明月律师极不推荐。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会秉承对艺术品“有效利用”的原则来裁判,即:不仅要考虑艺术品本身的价值,也需要考虑对艺术品的保护和利用。在某大师遗产继承案件【(2020)京03民终4582号】中,法院就认为其中部分子女:“一直从事非洲艺术品的经营工作,此类物品在其手中更能发挥其本来的价值,故双方统计确认的艺术品等物品均归其所有”。


    说到底,还是需要遗嘱,谁是合适的继承人,传承者心里自有一杆秤。收藏者往往因为热爱艺术品才去收藏,因此将艺术品传承给同样热爱、善于钻研的子女,是符合传承心理和逻辑的。此时,艺术品传承延续的是对“美”的追求,亦是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的彰显。


    如果考虑避免子女挥霍、败家并且想“传承过三代”的,也可以考虑通过家族信托的方式传承艺术品。当然,目前家族信托的财产类型仍以现金及金融产品、保单、不动产、上市公司流通股以及非上市企业股权为主,能做艺术品家族信托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并不多见,个案操作时,需要在律师的协助下,和信托公司个案沟通,一事一议,实现定制化的效果。目前,建信信托和“青年艺术100”的合作,把艺术和金融投资、金融服务相结合,是西方相对成熟的艺术品基金本土化尝试,未来前景不可限量。

    顶级藏家,常有家国情怀,张伯驹耗尽千金保护《平复帖》并捐给国家,赌王何鸿燊斥巨资从国外购买圆明园兽首捐给国家,陆忠父子捐赠《出师颂》给故宫,都成广为流传之佳话。


    但很多人会忽视的是,生前捐赠亦需做好“家事合规”安排,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配偶权益。若是婚后取得的财产,配偶也有一半,做公益性捐赠,也需要配偶的同意或追认(配偶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否则捐赠行为可能无效。有时可能捐赠不成,婚姻先破裂,成都收藏家邱先生80岁了仍“被起诉”离婚,据说很重要原因就是捐赠安排(不让配偶、子女继承)伤了配偶的心。慈善达人余彭年遗嘱“裸捐”,不料其身故后,遗嘱却遭遇子女挑战,理由是遗嘱裸捐,损害了配偶的合法权益,效力存疑。


    刘海粟大师的遗产继承案件中,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之一即:“除1994年捐赠给上海市文化局的913件物品及交给常州刘甲美术馆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各30幅作品外”,是否还有其他未捐赠的遗产?可见,捐赠安排的语焉不详,留下太多解释的空间,也是极其容易产生争议的。生前表达捐赠意愿但在身后执行捐赠安排,如果操作细节预先考虑不周的话,在传承者身故后,捐赠安排很有可能会遭遇继承人的挑战。


    如果真心想捐赠,就需要审慎安排,法律手续需要干净、彻底,且最好在生前就完成,否则隐患极大。在季羡林大师遗产案件中,其子季承将北大诉至法院,要求北大返还“649件图书、手稿、字画等物品”,最终法院认为季羡林大师生前赠与给北大的行为属于“公益性捐赠”,不能随意撤销,因此驳回了季承的诉讼请求。明月律师认为,生前捐赠安排身后执行的,最好在生前与拟捐赠对象(如慈善基金会)签署捐赠合同并公证,与此同时,辅助意定监护安排、死后生效委托书等公证文件,确保生前捐赠意愿在身后得到安全、完整、全面地贯彻执行。目前,上海已有死后捐赠房产给慈善基金会的案例,就是缜密规划才能达到的结果。

    藏在家里的艺术品是传承,亦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拿出来展览,让大众享受艺术之美,更是一种公益传承。西方艺术品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是遗产税。为了避免子女直接继承艺术品所产生的高额遗产税,很多传承者会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让艺术品回归社会,在传承者获得褒奖的同时,更能让社会公众受益。


    中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艺术品交易流转、艺术品慈善捐赠领域的税收制度也在逐步完善过程中,艺术品是人类生追求美的载体,需要长远流传,艺术品公益慈善传承规划也要有“长期主义”的思维在细节方面,周密的税务筹划是不可或缺的,还要有完善的慈善捐赠法律文件,以确保在操作层面能全面落实委托人之公益慈善意愿当然,艺术品公益慈传承划的核心,是如何才能搭建可以自动运行、自给自足、内部制衡的长期机制,这是中外传承者普遍面临的难题。


    近年来,将艺术品捐赠给博物馆,甚至自建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逐渐成为中国有实力、有眼光艺术家、收藏家公益传承的新选择。有些当代艺术品,博物馆未必肯收。有些艺术家、收藏大家,对艺术有自成一派的理解,更倾向于自建博物馆。有些是地方政府主导支持,纪念已故名人大家(政府提供包括土地甚至运营费用补贴)的博物馆;有些是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家、收藏家主导建立的博物馆,如尼华裔收藏家余德耀先生创建的余德耀美术馆,刘益谦夫妇创建的龙美术馆等。


    明月律师曾参观过美国加州的保罗.盖蒂艺术中心(Getty Center and Getty Villa),这是通过一个家族信托(J. PAUL GETTY TRUST)来持有的。创始人保罗.盖蒂(美国20年的首富)通过遗嘱,将其大部分遗产遗产投进了这一家族信托基金。这个家族信托基金的性质已经变成一个慈善信托基金,还可以向全社会募捐。信托基金运行至今,除了对艺术中心的艺术品进行收藏、保护、展览外,还致力于去世界的文物保护和艺术发展,比如我国的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就曾得到该信托基金的资助。


    回到国内,2017年9月8日,万向信托完成国内首单艺术品慈善信托(艺酷慈善信托)的备案,信托财产是委托人交付的41幅画,信托结合了区块链的技术,做到全流程可追溯,这标志着艺术品和慈善传承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艺术品的公益慈善传承,可以和法律、金融等工具结合,深度发掘艺术品的立体IP价值,目前方兴未艾的博物馆文创产业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去年5月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拍卖,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艺术品通过佳士得进行拍卖,成交总额达8.3亿美元,所得拍卖款全部用于对12家慈善机构的捐赠,用于对科学研究、高等教育、艺术支持、农业保护等领域。艺术品仍在收藏家的手中继续流转,但艺术品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却用于了全人类的公益事业。这是艺术品公益慈善传承的至高境界。


    客观而言,我国的慈善土壤尚不肥沃,艺术品传承领域的慈善法律空间亦不够宽广。虽然有些开明的地方政府,会在城市规划中,给予艺术人文以发展空间,但并未形成体系化、规模化、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艺术领域的现实制度供给、慈善专业人才以及资源可持续战略都较为匮乏。有些艺术慈善达人只能跑到海外去设立法律架构(私立博物馆+慈善信托/慈善基金会),再来链接国内的慈善资源,来实现体现既个人意志,又普惠公众的慈善传承。这种曲线救国般的安排,实属“曲线救国”的无奈之举,何时我们的艺术慈善法律、财税体系都与国际接轨了,我国艺术品传承真正的春天也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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